系统严密的学校教育制度的构建，是近代制度化教育建立的重要标志。这个时期的学校教育日益凸显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以及教育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义务教育制度建立为标志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建构，成为近代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西方是近代教育制度的发源地。这个时期，西方教育制度发展主要呈现两个趋势：一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以传教为宗旨的宗教类学校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世俗政府逐渐关注学校教育，通过颁布法令、设立机构以及增加投入等方式获得对教育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并注重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的教育。义务教育制度的普及，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更是政治发展的需要。如英国通过颁布《初等教育法》完成教育国家化的制度建设，法国通过《费里法案》确定国民教育的义务、免费、世俗性三大原则等等，均是这种趋势的直接体现。二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学校类型及其教育内容方面，突破了古典主义传统束缚，强调通过设立实科性质的学校，或改革传统古典主义学校，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的联系。如英国在产业革命后，对公学、文法学校进行改革，削减古典科目，增设数学、自然科学、近代外语等课程，同时创设一些新型的实科中等学校；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对中等教育进行了改革，19世纪初拿破仑时期创立的国立中学，在开设的课程中，古典学科与实用学科并重，同时，医药、法律等专科性质的学校也蓬勃发展；德国在18世纪初便出现了实科中学，西姆勒创办的“数学、机械学、经济学实科中学，是世界上较早设立的实科中学。

    日本是亚洲较早进行近代教育制度建设的国家之一。自19世纪后半期明治维新开始，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设立近代教育管理体制、颁布近代学制、推行义务教育和开设近代课程等举措，完成了近代教育制度的建构，并逐渐从一个封建主义的小国发展成亚洲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强国。但同时其包含的皇权神话、军国主义等色彩也为日本教育走向反面埋下了隐患。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并不是在传统教育制度的老树上开出的“新芽”，而是模仿西方教育的结果。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设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有识之士的觉醒、西方传教士的宣传、教会学校的示范等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直接动因似乎更多地来自外部(主要是外交方面)的压力；其举措主要是突破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设置以各种技术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新式学堂。在戊戌维新教育改革时期，则重视国民素质的提升，强调系统普通教育制度的建立；其发展路径则是通过各自为政的近代学校教育的尝试，最终由清政府在20世纪初期颁布学制完成了近代教育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