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是教育家辈出的光辉时代。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诸子，还是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哲学“三杰”，他们面对社会变革的大势。从教育与政治关联的视角，阐释自己对教育本义、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甚至教育方法的理解。这些理论不仅影响着 当时的教育发展，更成为整个古代整个教育理论发展的基石。同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有促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论体系的产生。

中国先秦诸子传承着夏、商、周一来“政教一体”的教育传统，教育观与政治观密切相关。由于政治主张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故其教育理论也各显异彩。儒家致力于有秩序、有道德的“德治”社会，故教育的理论体系凸显“以德为本”的伦理主义色彩；墨家对于“兼爱”、“互利”的社会理想情有独钟，教育理论则体系功利主义的特征；发夹青睐于法制社会模式的构建，因此在教育价值观上边形成了“以法为教”的法制主义取向。尽管如此，中国的先秦诸子们又基于原始人性平等的共同信念，普遍信守早期的教育平等的思想，认为如何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简而言之，中国古典教育理论家的教育观提倡教育平等，而罕有等级教育的言论。

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也与其对政治体制的设计相关。用于其对理性主义的极度崇尚和对于不平等人性的假设，故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均对共和制持反对态度，其理想的政治架构是崇尚少数“哲人”统治，整个社会制度的设计更具等级特质，同时其对教育理论的看法不仅对少数贵族垄断教育提供合法性，而且也具有“理性主义”特征，对于人性及人的发展的探讨具有浓郁的形而上色彩。

如果说中国先秦教育家们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的立场设计理想的教育王国，教育观更注重从社会规约人的视角去看待人的发展的话，古希腊的教育家们虽然其教育观并未脱离政治理想王国的设计，但其视角更从人自身的发展区看待教育对政治的改造作用，或曰前者是从社会立场去看待个体及其教育的发展，而后者这是从个体去看社会及其教育的发展。两种不同的教育源流，共同构成了世界古典教育理论的发展基础。